香港——在五年一度的三中全会上，中国领导人会制定经济政策。今年的三中全会已在11月12日闭幕，会上取得的共识是，中国必须脱离那种专注于向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制造出口产品的增长战略，而是转向一种从13亿消费者身上寻求更大支撑的路径。
但在过去将近七年的时间里，人们一直敦促政府实施这些改革，而上一届中国领导人并未展开行动。这次有什么不同呢？
有两个理由相信，当前领导层最近作出的承诺是可信的，他们实行的改革将是重大的，乃至历史性的。
首先，一年前上台的习近平主席有着牢固的权力基础，对党、政府和军队都拥有无可争议的控制权。与他不同，他的前任，1993年至2002年掌权的江泽民和2002年至2012年掌权的胡锦涛，都用了多年时间来巩固权力。
其次，自文化大革命后那些风云突变的年月以来，今天中国实行变革的迫切性要比任何时刻更强。就像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不确定的环境中，以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为基础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一样，习近平也必须采取相同的措施来避免增长下滑和社会动荡。
权力稳固并且有迫切性，并不能保证会取得成功，但这两个因素能表明中国会有很大的决心，努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三中全会发布的几份决策文件中所阐述的经济转型，显示了中国发展战略的显著转变。现在，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得到了强调（包括燃油、食品、药品等必需品的价格；服务；还将最终包括人民币的汇率）而不是允许政府随意设置价格。
这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新态度，能够解决很多经济失衡问题：如制造业产能过剩；消费者储蓄账户中的存款利率由央行确定，其结果是银行得到补贴，储户受到惩罚；由于汇率受到严格控制而导致的流动性过剩。
由于为了支持出口而限制人民币升值，中国不得不通过发行国债来向国内经济注入过量的流动性。这催生了房地产泡沫，使许多中国家庭无法承受住房的高昂价格。允许人民币汇率在外汇市场上自由波动，能够帮助消除这些市场扭曲的现象。
或许政府最大的挑战是把中国家庭的行为模式，从受恐惧驱使的储蓄者，转变成更为积极的消费者。
三中全会解决这种恐惧的方式是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公众对此已经等待了很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提出要改善农民权利、建立更公平的土地产权体制、改革落后的户口制度。户口制度使近2亿名外来务工人员几乎不可能将社保福利从家乡转移到就业地。政府还计划将国有企业利润中高达30%的比例，用于为福利项目融资，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
世界其他国家应当欢迎中国从生产者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消费型社会的再平衡过程。但这对美国而言可能是一个尤其重大的挑战。在过去20年里，中国和美国紧紧捆绑在了一起，而这种关系让双方都越来越感到不适。中国通过生产廉价的产品和购买美国国债来支撑美国的增长目标，而美国消费者则通过自己对廉价进口消费品的巨大需求来帮助中国。
就像在恋爱关系中一样，挨得太紧对于经济体而言，也不是能够长久的状态。它可能会导致国家失去信心、产生摩擦，甚至最终引发贸易战。
中国走向再平衡的转变即将到来，这种转变将会改变中美相互依存的关系中的交往规则。美国对这种可能性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由于长期依靠中国充当全球最大的制造国，美国发觉中国发生转变，不再关注于支撑美国的过度消费，而是更有兴趣把资金投入社会保障，不再购买美国国债，也不再帮助美国压低利率之时，可能会感到痛苦。
美国需要摆脱那种无法承受经济战略转变的心态。美国必须转变对当前这代人消费的关注，更多地关注于为了子孙后代而储蓄和投资。考虑到当前迟缓的复苏和高到难以接受的失业水平，转变心态并不容易，但并不是不可能。
中国的三中全会提出的结构调整，对亟需增长的经济体，如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中国消费者即将到来的崛起，将是本世纪最为重要的经济机遇，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都会从中获益。然而美国领导人需要有远见，也要有决心，通过储蓄、创新、投资来恢复竞争力，否则就无法抓住这个机遇。非对称的再平衡——中国实现结构调整，而美国无动于衷——就会导致失败。
在35年前举行的更早的一次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抓住机遇让中国上演了现代历史上最恢弘的经济发展故事。美国也需要一个类似"三中全会"的时刻。
斯蒂芬·S·罗奇(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Jackson Institute for Global Affairs)高级研究员，曾担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其新著《失衡：相互依存的美国和中国》(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一书即将出版。
翻译：王童鹤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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