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天秤星座》(Libra)的某一页，美国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这样描述刺杀肯尼迪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他刚刚与美国情报机构秘密接触，之后行走在达拉斯市中心，"他想，唯一结束孤独的方法就是达到一种境界，即他和周围发生的真实斗争不再是分离的。我们把那种境界称作历史。"这样的句子，具体而微地代表着小说家与历史学家的角力。
《天秤星座》这部2013年重新引进中文版的小说，无意中点破了2013年中国现实中某个历史时刻的要点：改变一个国家命运的，或许来自幽暗处出人意料的细节，一种隐蔽的情感，或者一次意外。这部悬疑小说瞄准肯尼迪遇刺谜案，奥斯瓦尔德，这个天秤星座的男人被认定是凶手，但果真是他吗？小说徐徐揭开历史最让人叹为观止的的一面：转折发生于阴谋与意外合体的时刻。
美国政府公布的长达26卷的《沃伦报告》(The Warren Report)是迄今为止关于"肯尼迪遇刺"最权威而翔实的历史读本（德里罗称之为"这次暗杀事件的《牛津英语词典》"）。它的编撰者们不仅网罗了奥斯瓦尔德从洗礼记录、纳税申报单到考勤表、手术后的X光片等资料，甚至还有一张他"三绺阴毛的显微照片"，报告中对之研究的结论是："它们光滑无比，中等粗细，毛根部分不带颜色。"然而，哪怕对这些阴毛做更深入的DNA检测，从而进入更为微观的世界，历史学家也无法奢望能像《天秤星座》的作者德里罗那样，潜入李的大脑沟回与中枢，让死在杰克·鲁比(Jack Ruby)枪下的他说一句"我想"。
这样比较的意义，绝不是为了谬赞小说家的神功在于捏造。事实上，《沃伦报告》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如美国作家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圣路易斯雷大桥》(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中那个古代天主教僧侣一样，虽然搜集了几乎全部与当事人相关的"事实"（不过德里罗仍提醒我们，沃伦委员会最终舍弃了大约一吨半的资料），但仍然"可能漏掉那情感源泉中更隐蔽的涌流"。这个"隐蔽的涌流"可能藏身于历史报告的一个个句子背后，可能在扎普鲁德拍摄的现场录像带的斑块和暗影处，但更可能处于现存史料的空白中，早已无迹可寻。
于是，在《沃伦报告》的结论中，行刺者奥斯瓦尔德被认定为一个具有人格障碍的"独行客"枪手，他在童年、婚姻和工作上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对这个世界和那个充满魅力的年轻总统的刻骨仇恨，如果不是因为被共产主义的邪书弄坏了脑子，那一定就归咎于他过去某一段被鸡奸的创伤记忆。换言之，这个用狙击步枪在七秒钟终结了一个伟大时代的"怪胎"，纯属历史的"意外"，就像与李素不相识的达拉斯夜总会老板卢比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人灭口是"意外"一样。
以"意外"来解释那些无法解释（或不方便解释）的历史事件，往往是我们对理性的一种有意悬置，它以有意的躲闪划定了历史认知的某些禁区，同时也将奥斯瓦尔德这样闯进历史的"冒失鬼"降格为次一等的人：他们缺乏心理深度和健全人格，对他们不可理喻的行为，"疯癫"才是最为科学的指认。听上去是否有些似曾相识？
然而，在小说家德里罗看来，在这些小人物的心中存在着与肯尼迪家族成员同样广袤精微的小宇宙，他们的情感与思想有着同等重要的道德力量。在小说那个如诗歌般隽永的开头，童年的奥斯瓦尔德喜欢站在纽约地铁第一节车厢的前端，"双手贴在窗玻璃上"，看着"列车在黑暗中疾驰"两百英里，倾听着它在每个弧形转弯时发出的刺耳噪声，观察着隧道站台上形形色色的纽约人。这既是奥斯瓦尔德一直致力于寻找的"世界里的世界"，也是德里罗展现给我们看的每一个原子人的内部可能蕴藏的深奥与无垠。
当然，小说家最终的兴趣并不只是在给历史边缘的弃民们精描上色。德里罗认为，肯尼迪遇刺之所以成为了美国人心灵的创伤性事件，不是因为总统在所有人的凝视下被爆头，而是因为它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让历史认知的因果链断裂了——如果一切只是偶然，如何解释弹道研究上自相矛盾的证据？如何解释奥斯瓦尔德被灭口？又如何解释之后多名事件相关人员（包括CIA的前任探员）以神秘的方式相继死去？多年以后，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如刺客人数和枪击次数）都存在着巨大争议。难怪在该事件25周年时，美国一家报纸对那次暗杀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发疯的那天"。
为了对抗那种"作为意外的历史"，德里罗这个"美国臆想派小说大巫师"祭出了"作为阴谋的历史"。
在《天秤星座》中，奥斯瓦尔德不过是中情局的反卡斯特罗阴谋的一个棋子。"猪猡湾入侵"的失败使得美国情报机关需要策划一次针对肯尼迪总统的未遂暗杀，以此为未来清除古巴的红色政权扫清障碍。在书中，《沃伦报告》用来佐证奥斯瓦尔德因其左翼观点而作案的重要证据（譬如刺杀前在大街上散发支持卡斯特罗的传单并"刚好"被摄影机录下，譬如在行动前频繁拜访美国左翼组织并订阅左翼杂志）不过是精心布设的局，他只是这个巨大阴谋的陪衬，作用不过是"提供令人感兴趣的历史制品、可追查的武器以及所有他从事古巴事业的剪报和物品"。这样的计划之所以最后变成了真正的刺杀，表面上是因为中情局逐级之间秘密并不流动和透明，高层决策者需要这种信息不对称而免于承担责任；然而，在德里罗看来，真正的原因却是因为"阴谋有其自己的逻辑"，一旦阴谋被人为地设计出来，它就有可能超出预想的控制，走向符合自身逻辑的死亡终局。
德里罗的这种阴谋史观或许受到了美国学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影响。后者认为，美国政治传统中存在着一种历史悠久的"妄想症风格"，它的拥趸们并不只是在历史中发现阴谋，更认为"历史即阴谋"，历史事件正是由某些巨大而邪恶的阴谋在背后作为推手。
不过，"风格"属于修辞的范畴，德里罗并不简单地将阴谋视为美国极右或极左群体的一种政治修辞策略，而是认为它代表了一种超验的神秘存在。并不是CIA选择了奥斯瓦尔德，而是历史在冥冥中选择了奥斯瓦尔德，让他与共产主义英雄托洛茨基同样生活在纽约布朗克斯，让他和杀死林肯的刺客出生年份刚好相差100年，让他的妻子和肯尼迪的妻子几乎同时怀孕，让他的兄弟和肯尼迪的兄弟都叫罗伯特，让他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走向正在苦苦寻觅他的特工招募者，最后又让枪术并不高明的他从六楼远距离射穿了总统的头颅……
历史最让人叹为观止的，就在于这种阴谋与意外的合体。当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预言后现代小说无法思考自身所处的历史时，德里罗却不断地在他的小说《白噪音》(White Noise)、《毛二世》(Mao II)、《天秤星座》中揭示着历史流转和突变的终极秘密。
"妄想症"不是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疯癫，而是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寻找连结、认识历史的必然方法。历史发展运动的图式也不是圆形或线性，在某个奇异点上它会安排自己的代理人以奥斯瓦尔德、阿桑奇、斯诺登或王姓公安局长的面貌登场，让他们携带或摧毁秘密，制造或改写历史，让全世界目睹那不可捉摸的历史照耀出一种"后现代的崇高"。
但汉松是南京大学英文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现当代美国小说。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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