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反对派活动人士这一阵子显得无精打采、四分五裂。
今年2月，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通过了一项法律，让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关闭任何网站，一夜之间就可以在网络上清除克里姆林宫的大敌，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的痕迹。上周普京批准的法律，针对的目标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像纳瓦尔尼一样的人。《博客作者法》(Bloggers Law)要求日访问量超过3000人的网站的所有者向政府备案，放弃匿名权，并对其网站内容中的事实准确性负责。
这样看来，俄罗斯所剩不多的自由言论渠道互联网，剩下的时日似乎也不长了。
俄罗斯的政治辩论在西方拥有和经营的平台，如Facebook和Twitter上找到了空间。然而这些网站的运行也取决于普京的意愿，而且新的法律也要求，它们要在俄罗斯领土上，对过去六个月内发布过的所有信息保留电子记录，这应该是为了让政府有能力对内容展开调查。俄罗斯的互联网很可能在走上中国的道路。
然而在俄罗斯，政治异见的传统很悠久，如果互联网不再是一个不受审查的开放空间，活动人士可以（也应该）从历史上的替代手段寻找灵感，而那种手段的效果或许更强，它就是地下出版物(samizdat)。
这种绝对属于前数字时代的传播形式，在冷战的最后20年蓬勃发展，成了联系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苏联其他遥远地域的异见人士的纽带。从颠覆性的文章到翻印的西方作品，这些通过打字机用手打在复写纸上的文字，会手手相传，之后再次复制分发。
作为一种媒介，互联网的规模和速度都让地下出版物望尘莫及。然而由于更加分散，政府要完全取缔地下出版物却难得多。而且由于制作和传播更加困难，地下出版物催生了一个规模更小，但更团结也更抗压的异见社群。
《时事纪事》（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俄语称为Khronika）就是一个例子，它是俄罗斯地下出版的最重要刊物之一。自1968年由一群莫斯科的异见人士创办以来，尽管编辑接连被抓，但《时事纪事》仍然存在了15年，发行了64期。它很快就成了一份定期出版物，全面地记录了苏联全国侵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事件。
《时事纪事》一直有一位编辑驻于莫斯科，第一位是娜塔莉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Natalya Gorbanevskaya)，直到她在1969年被捕，并被投进精神病院。驻莫斯科的编辑充当枢纽，其庞大网络遍布苏联全境。每期新出版的刊物都包括若干份打字机打出的副本，之后一人接一人地传递，传递过程中人们还会再誊印新的副本。但是这个网络并不仅仅传播信息，还能把外面的新闻传回莫斯科。
在1968年底发布的第五期《时事纪事》中，戈尔巴涅夫斯卡娅加上了这样一则匿名的注释："任何人如果希望让苏联大众了解国家内部在发生什么，可以很容易地向《时事纪事》的编辑传递信息。只要把信息告诉给你《时事纪事》的人即可，他会把信息告知他的上家，依此类推。但不要尝试自己追溯整个传播链条，否则你就会被认为是警方的线人。"
《时事纪事》成了各种材料的拼贴，这些信息的出处可以远在辛菲罗波尔和彼尔姆，会报道一些小事，比如教师因为指定阅读禁书而被解雇，也会转载保密的政治案件审判记录。就像今天的加密软件——比如Tor，传播链条中的每个人都只知道把信息传给自己的上一个人是谁，自己把信息传出去的下一个人是谁。尽管克格勃(KGB)时常会通过向上追查打出文件的打字机，找到誊印这些文件的人，进而逮捕编辑，但传播网络中的单个节点却颇为安全，因此几乎不可能找到某一则具体违禁信息的源头。
地下出版物需要有纪律性，编撰一期《时事纪事》既繁琐又危险。但正是这样的过程，在一个挑战权力的事件闻所未闻的国家里，催生了一批有信心向政府问责的公民。
当然，在2014年，很难想象让活动人士放弃Facebook和博客文章，转向装订起来的一页页纸。这样做只是无谓的怀旧而已，首先就需要许多从来没有接入过互联网的电脑。
但是，利用当今的技术重建封闭、规模较小、更安全、具有地下出版物特点的网络是有可能的。长期以来，从中国到叙利亚的活动人士掌握了加密软件和虚拟专用网（Virtual Private Networks，简称VPN）的使用。VPN会将IP地址转换到世界各地，以掩饰互联网上的活动。这些VPN还能被用来创建受保护的对话论坛。Cryptocat和Off-the-Record Messaging等应用程序允许群组通过使用认证和加密软件私下进行交流。此外，有人对外置硬盘驱动器和U盘进行了创造性的使用。在这种方法中，驱动被"放置"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个人可以偷偷上传或下载信息。
然而，放弃开放的互联网，转而轻声进行地下交流有什么好处呢？这个问题首先要求我们明白，对政治变革而言，社交媒体对什么有利。普遍的观点是，Facebook等平台，或是纳瓦尔尼等人的网站主要充当了工具的作用，这些工具允许大规模地协调抗议活动——它们当然是。显然，普京最担心的正是互联网的这种能力。
但社交媒体在一个更低调的过程中也起着关键作用，这个过程就是培育。对个体而言，它可以成为一个相互鼓舞、检验对立的身份和观点的空间。有时候，这些个体是匿名这么做的。它是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的地方。《时事纪事》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它允许一种参与性的公民意识在一个极权政权下逐渐发展。
普京也希望关闭这种培育功能。但正如苏联时代的异见人士表现出来的那样，这种培育不需要开放的互联网。它可以通过地下出版物、信件或杂志——也会在活动人士创建专属网络时实现。在专属网络中，他们能以更隐蔽的方式与对方交流。不久后，现在的异见人士可能在交流方式上会别无选择——这些限制甚至可能对他们有利。
从一种便于组织大规模抗议的媒介，转换到一种能让反对派积蓄力量、并构想出可行替代方案的媒介，正是我们需要的。就这一点而言，打字机和纸张的用途值得我们铭记。
盖尔·贝克尔曼(Gal Beckerman)是《当他们找我们，我们就已经消失了：拯救苏联犹太人的史诗般斗争(When They Come for Us, We'll Be Gone: The Epic Struggle to Save Soviet Jewry)一书的作者，目前正在研究互联网出现之前的社交媒体历史。
翻译：王童鹤、陈亦亭
纽约时报中文网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