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在到达第一捐赠人俱乐部(First Givers Club)之前，那些就要平生第一次承诺捐赠大额善款的男男女女必须穿过爱马仕(Hermès)、博柏利(Burberry)、古驰(Gucci)和杰尼亚(Ermenegildo Zegna)灯火通明的展厅。这是多么的残忍。
在这里，即将成为慈善人士的他们看上去很坚决，他们和经验更丰富的捐赠人、印度慈善业的工作人员以及常在德里的各种宴会上现身、职业介绍令人费解的一类男子共聚一堂。当晚的活动是由"捐助印度"(Give India)组织的，该机构让潜在的捐赠者和穷人建立联系。活动期间，"拐点"、"生态系统"和印度最热门的头韵短语之一"人口结构红利"频频出现。
印度的苦难如此之多，如此之明显，以至于印度心智健全的富人能听到良心不断发出的声音，督促他们向慈善事业捐款。在电视广告和平面广告上，他们会看到一些凄凉的照片，往往是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些不幸的孩子，他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这些精心制作的画面基本上是多余的，因为几乎整个印度的形象都像是在请求把自己变得更好。然而，慈善行为少之又少。
事实上，印度企业对社会事业的直接贡献非常少，以至于一部很快就要生效的法律要求，规模和盈利达到一定水平的企业，必须将一部分财富用于定义含糊的"企业社会责任"，否则必须向政府解释未能那么做的原因。
传统上，通过展示看似慈善事务上的开支，企业把这种责任用作避税的伎俩，又或者，在老派的商业家族，这种责任让男性在做貌似更重要的事情时，让家里的女性有事可做。但现在，政府希望印度企业更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大部分印度企业这么吝啬的其中一个原因很简单，它们可能就是不那么在乎孤儿。而且，如同整个印度一样，它们也是刚刚有了一些财富。此外，在印度做生意的"成本"本来就很高——这是一种委婉说法，意思是必须行贿和成为政治腐败的主要赞助者。但也有一些企业自觉投入慈善事业。
在第一捐赠人俱乐部发言的人中，包括拉凯什·米塔尔(Rakesh Mittal)，充满激情的他是企业集团巴蒂集团(Bharti Enterprises)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他说，当今的印度企业"正在寻求做更多业务以外的事情，这不是因为政府正在强迫它们，而是因为我们不能只有富裕的孤岛。如果我们只操心自己有什么，自己和家人需要什么，而周围的生态环境和周围的社会在崩溃，就无法推动这个国家向前迈进。"
他谈到自己的经历。他为穷人开办了几十所学校，他的成功促使政府请他管理政府的学校，而与政府的合作常常像是"噩梦"。
次日上午，我请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国务部长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评论米塔尔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历。塔鲁尔说，"我是政府体制内的人，我也经常觉得像噩梦。"
当米塔尔试图购买土地开办学校时，他遇到了村民的反对，他们怀疑他获取土地是为了修建移动通信基站塔。在穷人当中，印度企业有着窃贼的名声，这不仅仅是因为印度国民被灌输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偏执观念。这种看法其实是有根据的。实际上，米塔尔的弟弟苏尼尔·米塔尔(Sunil Mittal)就被印度中央调查局(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指控在十多年前与一位前部长和一名官僚勾结，获得一份移动通信频谱许可证，最终导致政府损失近85亿卢比（约合7.8亿元人民币），按当前汇率约合1.32亿美元。他否认这一指控。
在第一捐赠人俱乐部前发言时，印度最有名的商界人物、慈善家之一阿努·阿迦(Anu Aga)说自己是受了已故的儿子的鼓舞。她的儿子25岁时死于车祸。她说，印度的贫穷对儿子的影响很大，他觉得应该用相当一部分家庭财富做慈善。不知为何，这种意愿在印度富人当中是不寻常的。
但寺庙获得大量捐赠的现象却并不罕见。每隔一段时间，捐赠箱里的金币、金条和珠宝就会让他们喜出望外。当然，这样的捐赠是为了让捐赠者及其子女赢得神灵的眷顾。
据鲁西尼·尼尔卡尼(Rohini Nilekani)说，还有一个原因。前不久，为了给自己的慈善工作筹款，她出售了自己在Infosys的一部分股票。她丈夫南丹·尼尔卡尼(Nandan Nilekani)是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寺庙是值得信任的机构，"她告诉我。
在印度，人们对所有试图让他们掏钱的人充满猜疑。在这样一个国度，宗教组织成了值得信赖的受赠方。但他们的资本负债表大多是不透明的。而且即便他们确实出资修建医院和学校，他们也将可观财富中的大部分放在定期存款里。神灵似乎不仅把善款变成了闲置资金，还占用了有限的善款中的相当一部分，这些资金本来可由世俗组织更好地利用。
但政府在慈善捐赠方面的确弥补了印度人表现出的所有毛病。周一晚上，尽管印度面临着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议会还是通过了一项不寻常的法案，确保印度12亿人口中的三分之二能获得免费或补贴的粮食。有这样一个慷慨的政府，印度每一个纳税人都是慈善家。
翻译：陈亦亭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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